从理论体系入手,向人工智能借力
王琦,今年七十过五,国医大师里的“年轻人”。
他力主行医不能只看人的病,更要看病的人,把辨体、辨病、辨证结合起来。
他说,中医要被认可,要靠疗效,要靠原创的理论体系。他开创中医体质学,用体质辨识助医生治病,帮普通人读懂自己的身体,进行自我健康管理。
他主张中医走出去,要以充分的解释力为前提。为此,他积极接触现代医学,与基因学专家合作,寻找基因与体质之间的互通桥梁。
一个中年汉子坐在了王琦的对面。
脸色青黑,但已泛着微微的血色。年前他从江苏赶来找到王琦时,虚弱得几乎不能走路。现在,已经能稳稳端起一盆水。
今天,他来复诊。
跟诊的学生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放到了王琦面前,初诊的病历、药方,还有服药之后的效果,在屏幕上一页页划过。一边看,一边想,王琦开始写方。
75岁的王琦,瞧病已经离不开手机。
来找他的患者多,外地又占大头,初诊开了方子,复诊来回折腾,路上很受罪。
老爷子想到了手机,不光自己存了很多病人的信息,也让学生跟患者加微信,一对一追踪病情,方子如果吃着好,就在当地抓药继续吃;非要来复诊的,也让学生提前把病情、药方、药效理清,提高看病的效率。
王琦,第二届国医大师,江苏高邮人,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。他常常对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讲,不要着急,我们会帮你想办法。“这不仅仅是一种安慰,更是中医的责任。”
“是看病的人,还是看人的病?”
中医如何被认可?王琦一直在想路子。
首先得讲疗效。“如果病都治不好,那人家肯定会说中医不行。”王琦说,“疗效就是硬道理、疗效就是话语权、疗效就是贡献度。”而要实现愈人之病,在王琦看来,不能只看病,更要看人。
“我们行医,是看病的人,还是看人的病?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看人的病,丢掉了病背后的人,这是不行的。”王琦说。从人体的综合视角入手,他致力于改变中医的思维方式,采用辨体、辨病、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进行治疗,并倡导“主病主方论”,以此论述62种疑难病的诊疗。
能治好病就够了么?王琦觉得未必,中医要被国内外认可,首先当然基于临床疗效,但这只是“术”的范畴,还要上升到“道”的层面,必须形成自己原创的理论体系。
王琦仍把目光聚焦在人的身上。
在40多年的时间里,他逐步开创中医体质学,以2万多例的流行病调查数据为依据,把人的体质分为9种类型,根据不同体质的差异,进行个体化的诊疗和医学干预,并将其确立为中医理论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说,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、教育部批准高校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。
比如,治疗过敏,若从过敏源入手,不仅种类繁多,而且难以完全切断。王琦从人的体质入手,提出“过敏体质”的概念,以此用药物来改善偏颇体质,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体质辨识不仅能帮助医生治病,更能帮助普通人防病,进行自我健康管理。
王琦带领自己的团队,编制了评价中医体质类型的测试工具——中医体质量表,通过这个量表列出的个人健康量化标准,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,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,从而改变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,实现自主自助式的健康管理。
“告诉老百姓,我是什么体质、我应该怎么管理身体,才能达到少生病的目的,这也是对中医治未病的一个重要贡献。”王琦说。
目前,中医体质辨识法已被纳入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》,这是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。
中医的理论怎样才能被国外接受?“中医要走出去,得有充分的解释力。”王琦说。为了完善学说的理论体系,王琦积极接触现代医学,与基因学专家合作,寻找基因与体质之间的互通桥梁。
“体质之间有什么差异?咱就得从基因说差异,这样西医就能接受。我们治病跟他们不同在哪?他们从病的基因入手,我们从人的基因入手。”王琦说。
王琦认为,变,是最大的不变。一次演讲,他为台下的一群基因学专家播放了两分钟的曲子《茉莉花》。“《茉莉花》原本是民间传唱的一首小调。而现在,全世界有各种版本的《茉莉花》。当《茉莉花》变成小提琴曲、钢琴曲的时候,《茉莉花》没变,但它的表达形式变了,传播得就广了。”王琦说,中医也是一样,“光讲传统沉淀、历史辉煌是不行的,中医回归经典只是第一步,经典还需要重生、延伸。我们不应该只回顾历史,我们的责任更在于改写历史,写下新的历史。”
“如果治不好病人,我会很惭愧”
行医50年,如今年过古稀,王琦仍坚持出诊。每周3次,每次5个小时以上,最多要瞧30个病人。背不弯、腰不塌,为了少上厕所,喝水只是抿一下。
“给每个病人多争取点时间。”王琦说,“尤其一些疑难杂症,更要问得细一些。”
王琦经常遇到棘手病例。有个病人拖着个大箱子来看病,箱子里是几床被子。他怕冷,一冷就要捂上被子。
对待这样的病人,王琦总是很谨慎:“我没法当场拿出好的办法,我会跟他说,你得让我回去想一想,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”他常常跟着病人一起着急,周末也待在办公室,查病理、找资料。
“看病这事,不是因为你是大师就什么病都能治得好。很多时候我都得反思,得查文献,得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比我开的方子更好。”王琦说,“如果治不好病人,我会很惭愧。”
除了尽心治病,医患间的关系更要清清白白,王琦一样都不想马虎。
“老老实实当医生,不难,难的是治好病人。病人那么痛苦,我再去多收人家钱,我良心上过得去吗?”王琦说。
有一次,一个病人偷偷在脉枕下塞了一叠钱,被他发现了,他让对方把钱拿回去。过了几天,病人送来一盒当地的酱菜,说是土产,不值钱,就当个心意。王琦没多想,留下了。可回家打开一看,先前的那叠钱被包好躺在盒子里。
再想退,人早走了。咋办?对,病历!他跟学生一起找,翻出病历,找到电话号码和地址,把钱寄了回去。
“不抱善念,肯定看不好病”
王琦在带学生上,没少动脑子。
每年春节后王琦都会与弟子们聚会,今年老爷子定的主题是“真善美”。“人心向善、人心向学是王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的。善是放在第一位的。”学生孙鹏程说。
王琦总是说,他首先是一名医生,其次才是一个学者。“如果你只搞科研,那就一意求真、一心向学就足够了。但你作为一个医生,不抱善念、没有怜悯之心,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病人的诉求,那你肯定看不好病。”
王琦自1980年开始带学生,先后培养出学术继承人9人,博士后14人,博士、硕士104人。
传承不光在“言传”,更在“身教”。一天五六个小时的坐诊下来,王琦感到特别疲劳。这时候有的学生犹豫再三,最后还是上前告诉老师有几个病人的方子没开。他说:“你做得对,你这是医生的心肠。”
如果说医者仁心更多源自传统,那么在传承形式的探索上,王琦一直是个“潮人”。“中医不能光啃经典,如果不在当代与时俱进,保持勤进的状态,是不行的。”王琦说。
他的徒弟和学生们被戏称为“王家军”。每天早上“王家军”都会进行晨读,朗读背诵《黄帝内经》等中医经典著作。而他的研究团队和学生中都有外国人的身影。
为什么不利用一下呢?王琦盘算:在中文晨读之后,让一名美国留学生带领大家进行英语晨读。那阵子,中国学生们知道了不少中医用语的英文表述,跟外国学生的交流也多了。
最近,王琦对人工智能很有兴趣。能不能在中医传承上借上一把力?中医的传承往往是一对一、手把手地教。让老中医的经验能够被复制,能够让更大范围的人学到,这就难了。人工智能是不是解开难题的一种尝试呢?王琦跟学术继承人倪诚提出了这个想法。
倪诚接下了这个任务,成立了互联网传承工作室,把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传播给基层中医人员。“现在我们在努力依托老师的临床经验,研发和完善中医人工智能诊疗系统,希望能够惠及更多基层的病人。”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8年04月13日 12 版)
(责编:冯人綦、曹昆)